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讲过，中国非穆斯林新闻记者到伊朗和中东等穆斯林国家采访都被逼戴上他们不愿带的头巾。下面我转录余秋雨《千年一叹》的两则日记：
六十二 黑袍飘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唰唰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吧，没想到刚刚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带头巾！”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几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的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撸一下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象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
六九 我会鼓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克尔曼
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需要补记。
那天晚餐，大家实在太累了，刚刚落座，几位女士就把头巾退了下来，想松松地歇口气。像往常一样没人招呼，没人点菜，没人倒水，而 且大家早就明白，根本点不出一个稍稍觉得可喜的菜，而等这么一个菜的时间是两小时。正有点窝火，终于过来一个中年侍者，他板着脸走到 我们的编导张力小姐背后，一声不吭地伸手去把她的头巾拉了起来。
“不许碰她！”坐在对面的陈鲁豫眼快，大声喝止。全桌的人都愤怒起来。
愤怒的理由显而易见。这么多天，为了尊重他们的风俗，我们这几位小姐、女士一个个都把头包得严严实实，进进出出都谨小慎微，为了怕有不周全之处尽量减少出门，减少下车。她们来干什么？不是别的，恰恰是想满腔热忱地把这儿的文化遗产介绍给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观众。天气那么炎热，工作那么劳累，耳边却永远是同一个指责：包头！包头！包头！今天，我们为了让她们晚餐时稍稍放松，已经找了一个完全没有其他顾客的冷僻角落，安安静静地面墙而坐，能招惹得了谁呢？倒好，连劝说、喝令都不用了，直接动了手，动到小姐的头上。
一定要去投诉。但，投诉给谁呢？
第二天上午，还是鲁豫，开始询问一直跟随着我们的那位新闻官员。她已经想过，不谈昨天的事，只谈妇女包头巾的事。
鲁豫：“你们国内的服装规定我们管不着，但我们是外国妇女，初来乍到，一定要按照你们的服装规定来要求，是不是强人所难？如果你们的妇女到了我们中国，强迫她们必须穿旗袍，心里会好受吗？”
新闻官：“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家也要遵守。”
鲁豫：“说法律就没法谈下去了。但这样的规定总有一个基本理由，你觉得男人看到了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就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念头？”
新闻官：“在我们这儿，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只给丈夫看。对不起，我还没有看别的女人的头发和耳朵的思想准备。”
鲁豫：“你英语这么好，一定出过国吧？”
新闻官：“当然。”
鲁豫：“那么，你在外国街道上见到过别的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吗？”
新闻官：“在外国我想，他们就是因为女人这样抛头露面，所以离婚率那么高。”
鲁豫：（大笑）“那你就错了，你以为离婚率与头发、耳朵的暴露有关？”
……
这样的谈话自然很难进行下去。
下午，在旅馆大堂，一位文化专家找到我，说要与我谈谈。
他说，跟了我们这么多天，印象极好，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担忧，就是女士戴头巾的事，一定不要再产生任何疏忽。
我说，既然你已经把我看作朋友，那我也如实说。在我们中国，像这样一群传媒界的杰出女士，哪怕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对她们的服饰提出什么建议，她们也可听可不听，根本不会当回事。到了这儿，她们已经乖到极点，忍到极点，居然如此认真地天天包头，照常工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还要她们怎么样呢？
他说，我们这些人倒无所谓，但我们国家为了抵制西化，很多家庭在战争中死了人，如果这些家庭的成员看到了你们的女士戴头巾有疏忽，可能会闹事……
他这么一说，我就激动了。我说：你们有自己的民族原则，我们中国妇女也有自己的民族尊严。为了我们的民族尊严，中国牺牲的人不比你们少，当然并不仅仅为了衣服。中国妇女有时脾气挺大，譬如昨天晚上的事如果再一次发生，我估计我们的女士会——
“会怎么？”他问。
“会把一杯热水泼在那个侍者头上。”我说。
“那您也不阻止？”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会鼓掌。”我肯定地说。
彼此一阵静默。
最后，我把手按在他的手上，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段话。我说：“如实相告，我在前几天的日记里还专门写到要尊重你们的民族服饰文化，对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之美，我也推崇备至。你已经听到，我在伊斯法罕的大街上对着电视摄像机讲了这么长篇的话来分析清真寺的建筑美学，这一切至少说明，我是你们真诚的朋友。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么一个被中国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的事实：一个民族要真正获得尊严，必须大踏步地谋求社会发展；而在现代谋求社会发展，不能拒绝与外部世界交流和对话。如果在服饰这样的问题上对外国人限制重重，国际投资如何进入，国际交流如何进行？我们过几天就离开了，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临别赠言只有两句话：第一句，只有发展，才有尊严；第二句，只有尊重别人的尊严，才有自己的尊严。”
他看着我，没有说什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次轮到陈鲁豫为我喝彩了。她说：“余老师，讲得好！”
我说：“那当然。”
回族佛教评：从余秋雨这两则日记中可以了解伊朗新闻官那搞笑的逻辑。
赞鲁豫 回族菩萨陈鲁豫 见义勇为一声吼 舌战伊朗新闻官 一切丑类陋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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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7 1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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