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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佛教谈佛经
虔诚信佛的“石三伢子”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
周恩来的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在小时候是信佛的。
佛教由印度传入东土，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儒道两家完全不同。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家等本土文化不断地撞击、融合和发展，早已成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佛家与儒家的互补、互用趋势，中国禅宗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北宋“理学”的出现，则标志着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完成。所以，不懂佛学，就很难读懂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佛学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国学中最具独特色彩的一个门类。这也是近现代所有国学大师们所公认的。
幼年毛泽东的信佛，是由于深受虔诚信佛的母亲的熏陶感染。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对佛教产生信仰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3年毛泽东诞生之际。在毛泽东出生前，文氏曾先后怀过两胎，但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泽东诞生之后，文氏除了高兴之外，还千方百计地要使他“长命百岁”。为此，文七妹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其一，是让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其二，是替儿子向南岳观音菩萨“许愿”，答应毛泽东长大成人之后去“还愿”。其三，是让毛泽东拜“石观音”为“干娘”。其四，是自己吃“观音斋”。
毛泽东的七舅妈子女颇多，而且个头长得健壮结实。母亲要毛泽东拜七舅妈为干娘，是希望托七舅妈的福，庇荫他健康成长。在上述四项措施中，除这一项属于民间风俗之外，其他三项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是与观音信仰有关。
毛泽东的母亲虽然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求其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可是她还是觉得南岳的观音菩萨离她太远了点。因此，她又在娘家附近找了一座“石观音”，要毛泽东拜它为“干娘”。文七妹领着年幼的毛泽东拜石观音做“干娘”时，还向石观音表示，从此这个小孩就寄名石头，因他排行第三，所以就叫他“石三”。于是“石三伢子”的乳名，就在亲友中喊开了。
毛泽东童年时从两岁至八岁主要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他的外祖母也虔诚信佛。每逢观音菩萨的生日、成道日和涅槃日，他都少不了由母亲或舅父、舅母领着，去向石观音礼拜。所以“石三”的乳名和石观音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因革命斗争环境的险恶，毛泽东还曾用“石山”的化名发表文章或通信。这个“石山”显然就是从“石三”衍化而来的。例如1923年7月1日，毛泽东在《前锋》杂志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时，署名便是“石山”。同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附语中特别交待：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①
1951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他的表兄文运昌等人时，曾谈到拜石头为干娘的事。他说：“我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母亲带我去唐家圫外婆家，发现路上有一块人形巨石，便叫我下地跪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此，母亲又给我取名‘石三伢子’。” ②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6月26日傍晚，毛泽东在韶山招待所设了几桌便宴，款待他少年时代的师长和亲友，以及当年曾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赤卫队员、老共产党员和烈士家属。
当宾主各就其位之后，工作人员轻声告诉毛泽东：“主席，客人都来齐了，可以开始了。”
毛泽东站了起来，举杯环视四周，微微笑道：“今天，各位父老乡亲都到齐了，就只差我干娘冒［没］来呢。”
顿了顿，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是不是还等呢？”
乡亲们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感到很诧异。他们知道主席有个干娘是七舅妈赵氏，已去世30多年了，这是主席自己也知道的。怎么现在又冒出个干娘呢？
毛泽东见乡亲们迷惑不解的样子，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爽朗地笑道：“大家喝吧，我们不等啦。”
席间，有几个年轻人仍想打听个究竟，便指使一个小姑娘去问毛泽东：“主席爷爷，您的干娘是哪一个呀？”
毛泽东放下杯筷，笑容可掬地抱起小姑娘，大手向西一指说：“我是那个山圫里石头的孩子，你又是哪个的孩子呀？”
原来毛泽东讲的就是“石观音”。他拜石观音为干娘，是幼年时代在外婆家生活时的事，即使是当时在座的五六十岁的韶山老人亦不知情。所以当毛泽东重提此事时，大家都感到诧异。③
在虔诚信佛的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也十分真诚。他不仅和母亲一样，对父亲不信佛感到伤心，而且曾和母亲讨论，如何改变父亲不信佛的态度。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
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猝然遇见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亲却感到更加吃惊，对于他这次脱险的奇迹，他后来想得很多。他开始觉得，是不是得罪了神佛。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然而……他只有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④
资料表明，1909年，即毛泽东16岁时，他曾去南岳“朝山进香” ⑤ 。这次“进香”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母亲生病时许了愿，治好之后去“还愿”。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也是如此说的。但根据毛泽东童年与佛教的关系，在毛泽东幼年时代，文七妹曾向南岳的观音菩萨“许愿”，祈求保佑儿子健康成长等来看，这次“进香”可能有着双重任务：既替母亲“还愿”，也替自己“还愿”。
研经访僧究佛理
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诚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善于独立思考的他对佛教信仰的怀疑也随之增长了。延安时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过：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可是我父亲却不置可否。……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毛泽东所说的“激进派”教师指李漱清。李漱清毕业于湘潭师范学堂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曾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和韶山李氏族校执教多年。由于受维新思想影响较早，所以他常在乡间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劝人们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他主张废除庙宇，用庙产兴办学堂，以提高农民子弟的文化科学知识。李漱清的这些主张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们视为激进，因此得了个“激进派”的“头衔”。
1917年8月23日，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释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将其神化起来的。
毛泽东还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认为“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①
此时毛泽东将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与国家之类的法定权力机构等同起来，把它们都视为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这时对宗教，包括佛教的理论已经失去了兴趣。恰恰相反，由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即养成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在一师读书时期，他不仅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对佛教哲学亦有所研究。直到1920年6月，即毛泽东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前夕，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佛学。他说：
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②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不仅研读过佛经，而且到一些寺院中去游历考察，与高僧交谈，亲身体验佛教文化。
据毛泽东一师时的好友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回忆：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好几个县的农村里“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中藏的各种佛经，向方丈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方丈定要留他们在寺里盘桓几日，并告诉他们，那些挂单和尚，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很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座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着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还了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100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和萧子升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具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印度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二人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
毛泽东对萧子升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青年毛泽东对于佛学研究的心得，在保留下来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可略见冰山之一角。
《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年）的著作。1909年，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杨昌济在一师授修身课时，曾用此译本作为教材。毛泽东在精读此书时，不仅划了很多圈点、直线和波浪线，而且密密麻麻地写了1.5万字左右的批注。
《〈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文字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佛学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他产生了影响。
其一，受佛教“缘起说”的影响
《杂阿含经》卷十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俱舍论》卷九：“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升起，是缘起义。”可见，所谓“缘起论”，就如赵朴初先生所说的：“认为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在解释生死现象时，其观点即与这种“缘起说”和“聚合论”很相似。他说：
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
这里说的“故”，正是强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包括人类均处于因果联系之中。毛泽东又说：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
这里讲的“自然法则”也就是因果法则。而所谓“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与缘起论的“聚合”说，不是十分相像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毛泽东又说：
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死也。
毛泽东这里强调的“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的观点，与佛教缘起说中之“无作者义”，即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也是一致的。
其二，受佛教“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过，“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表明他当时是承认灵魂不灭的。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种灵魂不灭的思想就表现为“精神不灭”。前面所引毛泽东受佛教“缘起论”思想影响的一些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精神不灭的观点。再如：
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
毛泽东强调“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具有“二元论”的倾向，并且《〈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物质不灭”思想的形成，是毛泽东后来向唯物论转变的重要契机。但是，就“精神不灭”这个观点本身来看，则无可否认地是受了佛教“灵魂不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全部论述来看，尽管毛泽东提出了“精神不灭”和“物质不灭”两个并列的命题，但他当时更重视的还是“精神不灭”。他认为精神比物质更加具有能动性。如：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又说：
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
这些，显然都是过于夸大了精神的能动性。
青年毛泽东既然承认精神不灭、灵魂不灭，就势必承认灵魂转世的佛教“轮回说”。佛教将“果报说”与“轮回说”结合起来，认为众生前生所作之“业”不同，所得的报应也就不同，来世也就会在不同的境界中“轮回”。
在《伦理学原理》中，泡尔生曾引用斯弥得所著《希腊伦理学》中的话：“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引用《尚书?伊训》中一段话作了如下批注：
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希腊人与《尚书》中的这种观点，就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相似。不过前者主要讲的是当世报应，后者更多的是强调来世报应。
其三，受佛教“三世一念”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又说：
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毛泽东在否定时间客观性的基础上，进而又否定时间存在的具体形态，即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确定性，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
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①
这种否定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区别的相对主义思想，在泡尔生的著作中找不到，是毛泽东作批注时发挥的。这种发挥，显然也不是毛泽东的独创，它的理论来源，为佛教的华严宗。
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643~712年）有一篇著作，名叫《华严金师子章》，是他向唐代女皇帝武则天讲佛法的教材，它比较集中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根本观点。其中第七节专门介绍了华严宗的“十玄门”观点。
“十玄门”就是指示通向成佛的十种玄妙法门。十玄门中的一门叫做“十世隔法异成门”，原典如下：
师子是有为之法，念念生灭。刹那之间，分为三际，谓过去、现在、未来。此三际各有过、现、未来；总有三三之位，以立三世，即束为一段法门。虽则九世，各各有隔，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为一念，名“十世隔法异成门”。
大意是：金狮子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时时刻刻在生灭的过程中，在极短暂的刹那间就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每一世又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共为九世，一切事物都受九世的约束。虽是九世，各各不同，但又相由成立，融通无碍，同在一念之中，称为“十世隔法异成门”。
所以“十世隔法异成门”又被称为“三世一念”，即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只是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区别。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说过“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的话，表明他也是将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看成主观的东西。
其四，受佛教“一多相容”思想的影响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道：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
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显然，毛泽东的这种“万即一”的思想除了受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无碍”的思想影响外，还与华严宗的“一多相容”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在《华严金师子章》的“十玄门”中有一门便是“一多相容不同门”。它认为金和狮子在金狮子中，相互容摄，“一”和“多”相互容受，互不相碍。法藏看到了本体与现象的区别，但他更加强调的是其同一性。所以他通过对没有“一”就没有“多”，没有“多”也就没有“一”，“一”就包括了“多”，“多”就包括了“一”的论证，最后得出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的相对主义的绝对同一论。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论证其“一多相容”的观点时，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贬低甚至抹煞差别的多样性及客观性。他说：
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②
《〈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青年毛泽东对佛学的深湛研究，以及佛学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推崇禅宗六祖慧能及其《坛经》
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索看《六祖坛经》，有时外出视察也带着这部经典。
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谈到过禅宗六祖慧能：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和英文老师的林克，在其所著的《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中说：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
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
毛泽东还谈了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①
“禅”是梵语音译，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僧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二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佛教。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舂米的活儿。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根基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间在壁上作了一首，众僧都叫好，就是毛泽东对林克背诵的第一首。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入得门来，让他重作。
神秀苦想数日，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就是毛泽东给林克讲解的第二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兴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
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有人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主旨。“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主要是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以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宗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的平常人。《金刚经》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慧能回南方传播的禅宗南宗，就是要尽力扫“相”，佛即“诸相”之一；扫相必然要扫佛。所以攻击南禅的宗派，说他们“喝祖骂佛”。
应该说，六祖慧能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
1975年6月，在会见一位国外共产党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便以佛教为例说：鸠摩罗什说，“学我者病”，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鸠摩罗什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金刚经》值得一读”
1961年，毛泽东同班禅大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谈话过程中，毛泽东饶有兴致地问班禅大师：“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说：“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说：“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又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说：“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金刚经》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佛教经典，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为《金刚经》。
如此拗口的经名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
“般若”，是梵文praj■ā的音译，意为“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人类的智慧，而是指只有佛才具有的、无所不知、圆融无碍的大智慧，所以这个名词只能音译。
“波罗蜜多”，是梵文pāramitā的音译，意为“到彼岸”，即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的意思。
“金刚”，金中之精坚者也，百炼不销，能断万物，以此比喻以大智慧断除人的贪欲恶习和种种颠倒虚妄之见。
因此，该经名的全部含义为“以坚定无比的佛智为舟船，到达涅槃解脱的彼岸”。
《金刚经》属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般若类经典主要讲述佛教的认识论哲学，它们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因而《金刚经》被历代高僧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
正因为《金刚经》如此重要，所以历代高僧对《金刚经》的著述极多。
历史上，《金刚经》曾多次被译成汉文，现存的有以下六种：
①姚秦印度来华高僧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金刚经》的最早译本，时间是弘始四年（402年）。
②北魏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③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④隋南印度三藏法师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⑤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⑥唐三藏法师义净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在以上六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的译本最为流行，所以一般人们所说的《金刚经》，就是指这个译本。
该经与许多佛经一样，以“如是我闻”四字开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释迦牟尼佛（如来佛）在世时虽频频说法，但从不从事著述，早期佛经大多是依据阿难的回忆记述的。阿难长期充任释迦牟尼的侍者，故而听到佛的说法最多，被佛弟子们公认为“多闻第一”。“如是我闻”是阿难的自语，意为“我是听佛这样说的”。
《金刚经》的内容大致为：
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一千二百五十个大比丘在一起。到了吃饭的时候，释迦牟尼便穿衣持钵到城中挨家挨户乞食，然后又将乞化而来的食物带回该园。
饭后，释迦牟尼收起衣钵，洗完脚，铺好座位坐下。
这时，一位名叫须菩提的长老从人群中走出，上前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行礼，然后问道：如果有人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当守持什么？怎样才能降伏自我的妄想之心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梵文音译，意译应为“无上正等正觉”，这种觉悟智慧只有佛才具备，它能认识到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实相），具备了这种智慧的人就已经是佛了。所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下决心成就这种智慧，即发愿成佛。因而须菩提的问题实际含义是“如何才能成佛呢”，对于佛教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因为成佛是佛教修行者的全部目的。
对于须菩提所提的问题，释迦牟尼感到很高兴，然而释迦牟尼并没有直接正面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质、真理，而是通过重重否定，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谓该经中的名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举了很多例子，如：释迦牟尼能使一切生命（众生）都得到解脱而进入涅槃，但并没有任何众生得到解脱，因为众生之相皆为各种因缘（条件）合和而成，并非真实，不过是一种虚妄之相而已；释迦牟尼的身体有三十二种优秀的特征，但是不能根据这三十二相来认识如来，因为这不过是外在的虚妄之相，如果仅看到这三十二相，则不能认识如来的真实面目（法身），等等。
释迦牟尼通过否定摒弃事物的虚幻之相，揭露出世界的真实本质，即“实相者，则是非相”。如果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就认识到了世界的真实本质，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所以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迷恋执着，即“应无所住”。如果一位菩萨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他就不是名符其实的菩萨，因为心中有此四相，就必然还存在计较优劣得失之心，因此他也就称不上是位菩萨。
释迦牟尼还进一步指出，不但要摒弃一切虚幻的事物，甚至对于佛法也不应拘泥死守，可见他的思辨水平之高，否定之彻底。因为佛法本是修行的工具（经中以“舟筏”作喻），如果已获得超度，那么舟筏就没有用了。另外，拘泥地理解佛法反而会导致曲解。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释迦牟尼还以自己的修行经历为例，说他自己在燃灯佛处修行，无一法所得，故而燃灯佛为他授记，认可他修行成功。若执着于任何一法，则说明修行不成功，燃灯佛也不会为他授记。
《金刚经》末尾有一首偈子，被后世人们反复引用：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有所造作的事物，都如梦，如幻，如水中的气泡，如镜中的影子；如早晨的露水，太阳出来后就会消灭；如同闪电一般，瞬息即逝。对于一切事物，都应这样看待。
至此，释迦牟尼圆满地解答了须菩提的问题。
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中，佛教是最为崇尚智慧的了，以智慧求得解脱，可谓佛教一大特征，而《金刚经》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佛教的这一特征，故而该经在佛教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在《金刚经》中，释迦牟尼反复强调该经的意义：“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并声称，若有人信奉此经，并为他人解说，可获得无量福德，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第一希有法”、“果报不可思议”。
对于鸠摩罗什，毛泽东是很熟悉的。早在1959年10月22日，他同班禅大师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到过鸠摩罗什。他说：
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①
毛泽东认为，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劳动人民的佛经”。其实，慧能正是在听闻《金刚经》之后开悟成道的。
《坛经》中记载，慧能在未出家前，因家贫卖柴度日。有一次，送柴至一客店，听一旅客在诵一经，听了几句，心即开悟。一问方知那旅客诵的是《金刚经》。后来慧能到黄梅县东禅寺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处求法。五祖观察他有利根，于是一日深夜三更将他唤至室内，为他单独讲授《金刚经》。当讲至“应无所而生其心”时，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惊叹道：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由此可以说，《坛经》是对《金刚经》思想的发挥和通俗化。换言之，《金刚经》是《坛经》之母。所以，佛祖释迦牟尼在《金刚经》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决非虚语。也正因为如此，禅宗的各代祖师都大力弘扬《金刚经》，劝导世人读《金刚经》。这也是《金刚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原因。
毛泽东说“《金刚经》值得一读”，那么，小时候信佛、青年时代研究过佛学的他，到底读没读过《金刚经》呢？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记载显示他读过《金刚经》，但是从佛教大德赵朴初先生关于他与毛泽东的一段谈话的记载，则可以断定毛泽东是读过《金刚经》的。
赵朴初先生在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佛教常识答问》的“序”中，讲到这样一件事：
1957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是……非是……是”的句式，出自《金刚经》。在《金刚经》中，上述句式很多，例如：
佛说般若波罗密，即非般若波罗密，是名般若波罗密。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
如果不是对《金刚经》的内容非常熟悉，毛泽东就不会开玩笑式地与赵朴初先生讨论“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这样一个命题的。可见，毛泽东不只是提倡“《金刚经》值得一读”，而且他自己也下工夫读过《金刚经》。
倡导研究佛学
成为共和国领袖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1953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曾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于佛教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首先是政治的。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谈话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①
其实，对于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很服膺。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毛泽东在1919年10月所写的《祭母文》中说：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②
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普度众生”的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又说：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③
毛泽东的这些话，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共同点就是佛教中的原始平等观念。例如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所以梁启超说，佛教“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故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刚兼三世（指据乱、小康、大同——著者注）而通之者也”。毛泽东受梁启超的影响甚深，他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与梁氏上述观点也有相通之处。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④
据陈晋在《毛泽东与中国佛道教》一文中介绍，毛泽东在同上批示中，还认为当时出版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家的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毛泽东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⑤
从前述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实际上是对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他多次倡导要研究佛教。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和班禅谈话时，明确指出：
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
毛泽东的谈话，反映了彻底的群众观点。共产党人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首先就必须懂得宗教，要研究宗教的经典。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又红又专”的高度来看，如果联系他在其他场合的谈话，固然包含有批判继承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在内，但就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来说，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要有共同语言的问题。如果对宗教的基本知识一窍不通，就不可能与信教群众有共同语言，要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毛泽东还强调要培养一批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他在同班禅谈话时说：
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我们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搞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再拿两年专门研究佛学。政治上好，在佛学方面却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⑥
这里，毛泽东强调的还是“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
出神入化用佛典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经常引用佛经中或与佛教有关的成语、典故，如“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一相情愿”、“一知半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劫难逃”、“引玉之砖”、“口头禅”、“对牛弹琴”、“空中楼阁”、“闭门造车”、“五体投地”、“敲骨吸髓”、“拖泥带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三灾八难”、“牛鬼蛇神”、“同床异梦”、“隔靴抓痒”、“无事不登三宝殿”，等等。这一方面使文章、讲话文采斐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涉猎过很多佛教典籍。
下面，仅择其中的9条略作介绍。
（1）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当毛泽东谈到贫农是农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积极加入农会时，写道：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五灯会元》卷十三《云居膺禅师法嗣?扬州丰化和尚》中记载：一僧人问：“上无片瓦，下无卓锥时如何？”丰化和尚答：“莫飘露么？”又据《传灯录》：“夹山问船子和尚，如何是道者？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卓锥。”“卓锥”即置锥。此语往往用来形容人贫穷至极。
“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是由佛典中的成语“上无片瓦，下无卓锥”衍化而来。
毛泽东用此语来说明贫苦农民在反动势力的剥削压迫下，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
（2）一相情愿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军事指挥员要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情况通过思考加工，然后才能形成正确判断时说：
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一相情愿”亦作“一厢情愿”。源自佛教典籍《百喻经》，说的是一个愚人爱上美丽的公主，却不顾公主根本不认识他这一事实，只想和公主结婚，结果害了单相思病。此语多指单方面的愿望或计划。
毛泽东在这里用此语来说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单从个人主观想象出发的主观主义的军事计划是空想的，实现不了的。
（3）在劫难逃
《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日军对中国的公开掠夺时说：
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
“劫”为梵语“劫波”音译之省略，意译为“远大时节”，与“刹那”相对。“劫”可分大、中、小三劫，一大劫为128亿年，一中劫为32亿年，一小劫为1600万年。佛教认为，世界从生成到坏灭为一个中劫的时间。后来“劫”衍化为“劫数”，指厄运、注定的灾难。“在劫难逃”即从此而来，谓注定要遭受的灾难，难以幸免。
毛泽东在这里用此语来说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没有退让躲避的余地，只有奋起抵抗，才有出路。
（4）口头禅
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毛泽东在谈到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放弃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时说：
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
禅宗本来主张顿悟见性，重实际参禅，认为“开口即错，用心即乖”。但其末流好取现成的经语、公案挂在口头，作为谈资，因此被斥为“口头禅”。后来，人们把口头上经常说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话，也称为“口头禅”。
毛泽东在这里用此语讽刺国民党中的反共分子心口不一的卑鄙嘴脸。
（5）空中楼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
“空中楼阁”典出《百喻经?三重楼阁》。说的是过去有个富翁，欲造三重楼阁。木匠依吩咐，开始在地面上砌砖。富翁说，我不要下面两重，只要最上一层。木匠说明不造下面两重就无法造第三重。但富翁仍执迷不悟，结果引来众人嘲笑。
佛祖用这个比喻，告诉人们修行者应筑好根基，循序渐进的道理。
毛泽东这里用此语教导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自觉地和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密切联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群众需求，虚心向群众学习，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6）五体投地
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毛泽东谈到1949年蒋介石元旦声明的“求和”条件之一，即所谓“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时讽刺道：
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
玄奘《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致敬方式分九等，“五体投地”是最恭敬的礼拜方式。“五体”又称“五轮”，指双肘、双膝和额顶。“五体投地”指“五轮至地而作礼”（《地持论》）。《十住毗娑婆?入寺品》中说：“是在家菩萨若入佛寺，初欲入时，于寺门外五体投地。”“五体投地”说明礼佛的虔敬态度，人们常用其比喻倾倒、佩服至极。
毛泽东在这里用此语，其实是辛辣反讽，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高压”政策的猛烈抨击。
（7）回头是岸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说：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
“回头是岸”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省略。佛教把众生在生死轮回中遭受的无尽“苦报”称为“苦海”。《法华经?寿量品》：“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海。”佛教认为，只有通过修行，摆脱生死轮回，达到超越生死的“彼岸”，才能出离苦海。而要到达“彼岸”，就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见“回头是岸”便是劝人去恶向善。
毛泽东这里反用此语，说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劝说其改变这种本性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同他们进行斗争，打倒他们。
（8）三灾八难
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说：
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①
佛教认为世界从形成到毁坏，要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它将“坏劫”之末的可怕水灾、火灾、风灾称为“大三灾”，将“住劫”阶段的饥馑、疫疠和刀兵等灾祸称为“小三灾”。“八难”，指难以见佛闻法、不能修道的八种处境：“一者地狱，二者畜生，三者饿鬼，四者盲聋喑哑，五世智辨聪，六佛前佛后，七郁单越国，八长寿天。”（《大乘义章》卷八）后来人们用“三灾八难”来形容多灾多难。
毛泽东这里用此语来说明人生忧患之多。
（9）无事不登三宝殿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次讲话时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佛教将佛、法、僧合称“三宝”，故以“三宝”泛称佛教，“三宝殿”即佛殿。寺门规矩，上佛殿时必须恭敬肃穆，进行礼拜、诵经、供养等，不得随意在殿中闲逛、闲聊。所以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意谓无事不来，既来便有事相商或相求。
毛泽东这里用此语形象地说明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
古人有云：“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上所举，足见毛泽东对佛典的熟悉，也足以领略到他的“丹青妙手”炉火纯青的点化“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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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0 15: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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