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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1881—1936)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铃木大拙(1870—1966)则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宗教哲学家和举世公认的禅学大师。这两位20世纪的东方文化大哲，生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和亲切的会晤。这段因缘见于鲁迅亲手所写的《日记》，却为四十多年来出版的《鲁迅年谱》和鲁迅传记所漏载。
鲁迅和铃木的可贵友谊，是30年代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史上值得称道的佳话，令人回味无穷。
铃木大拙（zhuō）属于日本明治时代的古典人物，比鲁迅年长11岁。他在明治三年(1870)10月18日涎生于日本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本多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精擅西医、母亲笃信佛教。他有三兄一姊，是家中最小的儿子。父亲铃木柔是当地有名的遵行中国“孔孟之道”的“儒者”，家中收藏了大量儒家经籍和汉文医书；还设有家庭佛坛，每天清晨都要燃灯焚香拜佛。在家庭教养熏陶下，铃木的汉学根底极为深厚，从小便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怀有无限的敬意。
铃木在弟兄四个“太郎”之间排行第四，原名贞太郎。贞者，乃“元享利贞”之谓。父亲给四个儿子起名，都取义于中国传统的“群经之首”《易经·乾卦》。1891年2l岁的铃木至东京求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去镰仓圆觉寺礼佛参禅。有一次“腊八接心”，他苦苦参究禅宗公案，因为“无”的概念始终横亘在心，未能参透，深感苦恼。圆觉寺的住持释宗演有一首诗，诗云：
人有赤黄兼黑白，道无南北与西东。
不信乞看天上月，清光透彻太虚空。
禅思想是全人类的。当铃木一旦参悟之后，他说：“我从禅堂走向我在寺庙里的宿处时，只见月光下的树和我自己，皆澄澈透明。”因为“……我已不再意识到‘无’了，我已与‘无’合而为一了，与‘无’打成一片了，因此，由于意识到‘无，所含的隔膜也就不再存在了，而这就是真正的三昧境界”。正是他的大彻大悟，使他后来跳出了不少日本学者普遍具有的所谓“岛国根性”，表现出他那超越国界和宗教派系的伟大精神。他在自己家挂有英文门匾：“The World is my Country，To do good is my religion.”大意是：“世界即吾之国家，行善即吾之宗教。”
铃木见性悟道，拜圆觉寺住持释宗演为师，由师赐与法名“大拙”，源于中国老子的“大巧若拙”。从此，铃木贞太郎便改名为铃木大拙。接着，他随师释宗演赴美国，出席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担任老师发言的英语翻译。在会议期间，他结识了美国的著名学者P．卡洛斯。回国以后，他把P．卡洛斯的名著《佛陀的福音》译成日文出版。由于铃木大拙对佛学的深刻理解和译文能准确表达原著风格，使作者非常欣赏。P．卡洛斯便邀请他到美国编辑佛学书籍。在释宗演的支持下，铃木大拙于1897年2月重赴美国，居留12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将汉文的《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出版，又出版了英文著作《大乘佛教概论》，这是大乘佛学移植西方的嚆矢，使欧美各国的知识分子接触佛教而扩大了精神视野。
1909年铃木39岁时，经欧洲回国，先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大谷大学任教。作为现代日本禅学的开拓者，他毕生所信服的，是六祖慧能以来的中国顿悟禅。他手不释卷、百读不厌的是《碧岩录》 、《临济录》等中国禅学论著。1916年46岁时，他带了一批日本学生来中国“朝圣”，先后到泰山、曲阜、北京等处参观名胜古迹。由于铃木大拙对中国的真诚挚爱，在出发之前，他告诫学生说：“你彳门将到另一个国家参观。到了那里，你们对于当地人民所尊重崇敬的东西，也要同样表示十分的敬意才行。”其时，中国尚处于黑暗统治之下，鲁迅无法“驱除”自己的痛苦、悲哀和寂寞，只能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中抄古碑、读佛经、刻印《百喻经》、缮写《法显传》……，生命在暗暗地消磨。因此，他们两人没有机会晤面。但是，他们都要寻找一种思想以拯救人类的心情，则是相通的。鲁迅在《圣武》中写道：“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在没有插足的余地。”“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他们“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湿了烟焰”，他们和“别国”的“有主义的人民”一样，都是应该肯定的。
时隔18年以后，63岁的铃木大拙的生命虽然步入晚年，却把禅佛教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老子说：“大器晚成。”这正是拿来移作形容“铃木禅学”自我发展的最佳写照。这一年他出版了英文本《楞．信口经研究》，涉及了中国禅学史。由于此项学术贡献，他在日本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次年(1934)5月，他以东京大谷大学教授的身份，携带秘书斋藤贞一，专门为了寻访中国佛教古迹，再度来华。伺行者有镰仓圆觉寺佛日庵住持高畠眉山、京都大德寺山内聚光院住持中村戒仙、从事中国现代佛教研究的“日华佛教会”常务理事藤井草宣等人。其时，正当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政府当局继“九·一八”、“一二·八”等血腥侵华事件以后，借口“日中亲善”而觊觎华北等大片中国神圣领土，全国人民满怀同仇敌忾的抗日义愤之际，加上藤井草宣和神田慧云等人想拉拢部份僧侣去日本，和“伪满”代表同等参加“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代表大会，为此受到中国新闻界严正的抨击，一时舆论哗然。太虚大师也特地发表《致王一亭居士书》，首先表示态度，声称“无意东行”；并作《论第二次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一文，指斥非法“列有满州国”为碍。因此，铃木大拙一行，不能不受“池鱼之殃”而遭冷遇。日本的好村春宣等人为成立“日中佛学会”，就拟推中、日会长各一人之事专访太虚大师时，太虚也非常冷淡。好村问太虚：“中国方面，法师能担任否？”太虚断然拒绝：“余以事繁，庶未遑参预！”至于日本方面的会长问题，太虚大师也放弃了对铃木大拙的提名。这正是当时“城门失火”的必然后果。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瞻远瞩的鲁迅，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出发，毅然会见了铃木大拙。在1934年5月10日的《日记》上，鲁迅写道：“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会晤以后还合影留念。鲁迅当时应眉山之请，特地以《金刚经》中的经句题赠眉山：“如露复如电 书奉 高畠眉山师 鲁迅”
铃木大拙对与鲁迅的晤谈非常满意，他知道鲁迅能饮酒后，还要秘书斋藤贞一送去一箱麒麟牌啤酒，赠给鲁迅。他以坦诚的态度仍然去太虚大师的佛寺，并与太虚进行了愉快的会谈；他还到各地参观了古老的中国禅堂，缅怀古代的中国祖师。直到晚年回忆，铃木大拙还说：此行“获益良多”。回到日本，铃木大拙撰写出版了《支那佛教印象记》，专函寄给鲁迅。鲁迅在1934年10月28日《日记》中记道：“得铃木大拙师所赠《支那佛教印象记》一本。”
六十年前铃木大拙和鲁迅先生的交住，正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充分证明。事隔不久，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日两国人民都蒙受了灾难。铃木大拙当时在日本镰仓的家中潜心研究禅学。有一天，政府的军方代表找他商借他住房的一部分以供军用时，铃木大拙当场严正地训斥了军方代表，他说：“你知道吗?日本军队在打没有正义的仗，也没有希望的仗；而你还有脸皮代表军方商借房子?”
在日寇侵华战争期间，年逾古稀的铃木大拙敢于公然向日本军阀挑战，如此胆识，难能可贵。鲁迅先生在一片冷淡声中热诚晤见铃木大拙，也许是两人“佛性相通”的一种表露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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