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中国民族研究年鉴》，民族出版社，2004年

一 总 论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①]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②]、火烧沟人（羌）[③]、塞种[④]、允戎[⑤]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大月氏、小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⑥]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⑦]、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⑧]、苏毗（孙波）[⑨]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起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于是，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⑩]、南山[11]、仲云（众云、众熨、种榅）[12]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大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13]、党项（西夏）、蒙古[14]及黄头回纥（裕固族）[15]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诸民族间既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与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融融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以不同的方式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中外史乘也不绝于书。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50000多卷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龟兹文（乙种吐火罗文）、焉耆文（甲种吐火罗文）、摩尼文（摩尼教徒使用的“正式”文字）、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16]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在1949年以前，我国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记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 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7]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在新世纪伊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二 吐 蕃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政府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北庭、安西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内地，西北边防空虚，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乘机进攻，逐步占领了陇右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则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直接资料较少，学者们只能通过间接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18]建中二年（781）[19]、贞元元年（785）[20]、贞元二年（786）[21]、贞元三年（787）[22]及贞元四年（788）[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名称可考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多称者）；四、经及注疏（尚待甄别者）；五、怛特罗文献（梵文名称可考者）；六、怛特罗文献（已甄别但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待甄别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待甄别者）；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 Catalogues by F. W. Thomas 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尚不包括内容重复太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写本）。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巴黎，1978、1979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 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 》（《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1989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著，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 T. 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 T. 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239解读》（《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 T. 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 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部）研究著作，如：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 T. 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一曰《战国策》）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 T. 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中国藏学》2002年第2～3期）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4期，1982年、第13卷第2期，1983年）、《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 2736、S. 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著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 T. 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王尧《P. T. 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 T. 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6，I. O. 751，P. T. 134，P. T. 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诸如此类，都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述及的是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和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多部专著，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金针度人，极为有用。最近，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当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927年就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1927年）。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并作过报导。惜未形成研究性论文，故公诸于世的文献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 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43]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765）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781）敦煌沦陷之间。[44]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为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河西重镇张掖、敦煌相继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4年；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中指出，这些诗中，仅有一首为马云奇所写，其余可能为“落蕃人毛押牙”的作品。台湾学者潘重规也有类似看法，并有更细致的论证。[45]与上述将诗集系年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意见不同，著名敦煌学家陈国灿于近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佚名氏的59首诗当为910年金山国张承奉派往吐蕃的使者的作品。[46]这些诗按时间先后编排，记录了作者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其所记地区，当时都已为吐蕃所占，在唐五代史籍上基本上没有记载，故这些诗作便成了研究唐朝中期或唐末五代之交吐蕃历史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珍贵史料。

P. 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是研究唐代唐—蕃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也由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归，惜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82年才由邓小楠整理研究后以《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继其后，陈祚龙在《敦煌学散记》之《新校重订敦煌古抄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中对该文献也作了校录。[47]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S. 2674《大乘二十二问》为长安西明寺僧人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写的。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22个问题，诸如涅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P. 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了8世纪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和印度僧侣在吐蕃赞普主持下于拉萨所进行的“顿”“悟”之争，对于研究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以及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20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著述有《大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些文献中，昙旷所著《大乘二十二问》写成于吐蕃攻陷河西之前，反映了汉地禅宗与吐蕃的早期接触；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则反映了禅宗在吐蕃的盛行；到法成时期，禅宗在吐蕃已几无影响，从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完全是惟识宗的思想。所以可以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48]

上面所说的这些佛教文献，对研究吐蕃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据，结合其他文献撰成的《吐蕃僧诤记》（耿昇汉译本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一书曾名重一时；日本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对《大乘二十二问》、《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著作的研究，都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幸的是，这些文献已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尧通过这些敦煌发现的汉藏吐蕃文献以阐述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49]杜斗成、陈海涛则以之为据论述了法成在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50]张广达、佟德富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研究，探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播及其影响。[51]王邦维则通过对《大乘二十二问》最后一问的深入论述，以揭示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52]

除上述文献之外，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历史、文化、宗教关系甚为密切的尚有释门杂文、王锡致吐蕃赞普奏表、牒状、户籍、契约、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等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发现的为数丰富的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在这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王尧、陈践在致力于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同时，很注意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吐蕃王朝的历史及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撰成《吐蕃兵制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敦煌吐蕃官号“节儿”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笼馆与笼官初探》（《藏学研究》第7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论文。杨铭近期出版的《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就是利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汉文文献撰写成的，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的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在此之前，他一直孜孜矻矻于敦煌吐蕃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先后发表过《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试论吐蕃统治下汉人的地位》（《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关于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的研究》（《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1995年第4期）、《吐蕃“十将”(Tshan bcu)制补证》（《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吐蕃统治时期河陇政权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等文。《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可以说是对其以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

此外，相关的论著还有很多，兹简列其要者如下：

饶宗颐《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大学，1964年（收入氏著《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王锡〈顿悟大乘政理决〉序说并校记》，《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陈祚龙《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校注》，《大陆杂志》第24卷1期，1962年；

——《关于敦煌陷蕃初期的僧尼“牌子历”》，《中国佛教》第36卷第6期，1982年（收入氏著《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苏莹辉《陈著〈敦煌写本洪辨、悟真等告身注〉校读记》，《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

——《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幼狮学志》第5卷1期，1966年；

——《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记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辨和尚》，《大陆杂志》第48卷3期，1974年；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

——《突地考》，《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敦煌本乘恩帖考证》，《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

陈国灿《对未刊敦煌借契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期，1983年；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陈庆英《从敦煌出土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研究》，载同上；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方广锠《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偈颂帙号法》，《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纪年》，《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收入《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郑炳林《都教授张金炫和尚生平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收入《敦煌归义军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等价物》，《 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汜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与考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邓文宽《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

汶江《吐蕃官制考——敦煌藏文卷子PT1089研究》，《西藏研究》1987年第3期；

邵文实《沙州节儿考及其引申出来的几个问题——八至九世纪吐蕃对瓜沙地区汉人的统治》，《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刘进宝《吐蕃对敦煌的统治与经营》，《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

孙林《敦煌写本S. 370(5)号残卷所涉及的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陆离《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徐晓丽、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浑与吐蕃移民妇女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杨富学《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吐蕃回鹘文化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氏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论著简括了敦煌遗书中的多种资料，其反映的敦煌吐蕃史事大多为正史所不载。通过细致而深入的排比、分析、研究，许多笼罩在古代吐蕃史，尤其是唐代敦煌吐蕃历史上的迷雾逐步得到或正在得到廓清。

在为数丰富的汉藏文吐蕃文献之外，敦煌现存的吐蕃文化遗产还有相当数量的石窟艺术品和一定数量的藏文题名[53]。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曾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由来自吐蕃本土的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并参与政事。在吐蕃统治敦煌的60余年间，莫高窟的开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很多，据统计，新开洞窟57个，补绘前代洞窟近20个，后代重绘约11个，即今天莫高窟所留吐蕃时期的洞窟近90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洞窟有112、231、237、159、360、261等。[54]吐蕃时代的洞窟在制作上比较考究，线条潇酒流畅，色彩清雅明丽，构图严谨紧凑，富有生活气息，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回鹘、西夏时代洞窟的修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敦煌艺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55]

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在蒙古军进攻河西之前，成吉思汗就向西藏佛教界表示愿意皈依，西藏地方势力也派使者表示臣服之意。1244年阔端王与西藏萨迦宗教领袖班智达会晤于凉州，遂使藏传佛教密宗艺术渐次盛于河西，莫高窟第465窟的金刚乘藏密壁画即为其代表。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窟顶绘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绘各种金刚，有表现男（象征慈悲）女（象征智慧）双身合抱“双合像”，有表现以恶制恶的各种愤怒金刚等。各种形象都很生动细腻。用色变化多样，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不特在藏族密教艺术中堪称上品，即使在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也是难得的瑰宝，值得珍重。学界对其多有研究，如宿白《榆林、莫高两窟的藏传佛教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杨雄《敦煌藏传密教艺术的珍贵遗存——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附榆林窟第四窟的内容与形式》（《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五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谢继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壁画双身图像辨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至于该窟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元代洞窟，但同时又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该窟的开凿应在唐代中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15～417页）；金维诺《吐蕃佛教图像与敦煌的藏传绘画遗存》（《艺术史研究》第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5～168页）、谢继胜《莫高窟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年第3～4期）等。

三 粟 特

粟特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对他们的研究，近年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成果颇众，举其要者有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ー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5卷第1～3期，1985年）、陆庆夫《唐代丝绸之路上的昭武九姓》，（《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陈海涛于最近发表的《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001年第2期）、《唐代入华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华林》第2卷，中华书局，2002年）、《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

提起敦煌粟特民族，我们首先会想起的无疑是1907年英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火台遗址发现的8封古粟特文信札。这些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其年代问题。在这些古信札出土不久，威斯尼通过对其纸质的鉴定，认为其时代应在2世纪左右。后来，随着书信内容的解读，其具体年代也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W. B. Henning)读懂了其中编号为T. XII. a. ii. 2的信札（即第二号信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年代应在312～313年之间。[56]60年代，匈牙利学者哈尔玛塔进一步解读了这封书信，对亨宁的观点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其写成之时应在196年。[57]

我国学者对该文献的关注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1981年，黄振华撰《粟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一文，基本上赞成哈尔玛塔的断代，但对亨宁和哈尔玛塔释出的“匈奴”表示怀疑，提出“原文究竟是‘匈奴’或‘汉人’，还值得研究”，认为写信的年代有可能是汉献帝建安六年(201)。此后，维族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依撰《中亚地区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基本上接受了亨宁的4世纪说。

1983年，李均明与林梅村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中也谈到该问题，认为其时代不应晚于汉代。后来，林梅村又继续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信件文义的分析和考古地层关系，将其时代推定在200～204年之间，认为其中以202年的可能性最大。[58]

与此说相左，陈国灿撰《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1985年），以大量的汉文史料来揭示第二封信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指出其发信地点是姑臧而非敦煌，书写的时间是西晋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王冀青通过对第二号信札的译释和考证，认为此信写于东晋初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信札内容中有永嘉元年邺城被焚毁事件和西晋怀帝被俘一事。[59]

数年后，敦煌学研究的翘楚荣新江撰《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他根据英国学者辛斯威廉(N. S. Williams)新检出的若干粟特语文书，结合这些文书所用粟特文字母与敦煌粟特文信札的相似性，从而论证信札的年代为西晋永嘉五年或其后几年间。受此说启发，刘波又通过对文书纸张的论述及二号信札的语渊学证据，进一步论定该文献为4世纪之物。至此，敦煌粟特文信札的年代差强可定。

对敦煌粟特聚落问题的研究，是多年来学术界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着了先鞭，涌现出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池田温于1965年发表的《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最为引人注目。他利用敦煌文书中之差科簿，对蕃占之前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之位置、人员结构、宗教信仰、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做了详尽的探讨。指出，这一聚落出现于7世纪前半叶，其时，粟特人通过定居并与汉人通婚而逐步汉化。这一聚落的最大作用，是作为通商交易的中介而维护粟特人的利益。8世纪中叶，粟特本土与唐朝的政局都出现了板荡之势，加强唐与粟特诸国关系的恶化和吐蕃对河西的占领，导致了敦煌粟特聚落居民的离散。[60]陈国灿进一步认为这一粟特人聚落的出现，是因为原居于塔里木盆地东部且末河流域播仙镇的粟特人受到西突厥故将阿史那阙啜忠节的劫掠骚扰，而逃往敦煌以期得到沙州刺史的保护，沙州政府对这批逃难而来的粟特人，专门划出地域进行安置，建立户籍，其时间略早于景龙二年(707)[61]。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废除了唐代的乡里制度，将汉人、吐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混合，而组成一种新的基层组织－－部落，从化乡于是消失，粟特人多集中于丝绵、行人、上、下等部落之中，并开始参与吐蕃对敦煌的统治[62]。这一过程，大大加速了粟特人同当地人，主要是汉族融合的进程。归义军时期，敦煌粟特人基本上已经汉化，在居住地域、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权等关系上，都已完全等同于汉族[63]。

池田温的著作对以后敦煌粟特聚落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影响极大。只是文中提出的这一粟特人聚落在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因粟特人的逃亡而消失的观点，却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质疑。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根据P. 5038《丙午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中的粟特人名，判断在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遗民活动，著籍的粟特人长期活跃于沙州。陆庆夫、郑炳林、王尚达、陈海涛等也都撰文指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打破了唐代的乡里制度，但粟特人并没有逃亡，而是促进了他们同敦煌汉族社会的融合，在归义军时期恢复乡里制度时从化乡的消失，是他们汉化完成的标志。[64]

归义军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出使的使团，约束使团成员，设置了使头一职，有甘州使头、伊州使头、西州使头和于阗使头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粟特人充任的。[65]此外，陆庆夫还根据敦煌发现的判文写本，研究了唐代长安的粟特人聚落。[66]

近期，荣新江、冯培红分别撰文探讨了敦煌归义军统治者曹氏家族的族源，提出他们应为粟特后裔的说法。[67]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关于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动，我国学者多有研究，其中以敦煌文献研究的翘楚郑炳林用力最勤，他先后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陆庆夫、郑炳林《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上述诸文以丰富的敦煌写本为依据，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粟特人的活动给以深入论述，指出粟特人当时在僧、俗两界都依然有广泛分布，其上层人士有的还成为吐蕃统治阶级的一员。848年，敦煌土豪张议潮发动了反对吐蕃贵族统治的起义，粟特人积极参与其间，随后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实际上就是以张氏为主的敦煌大姓与以安姓为主的粟特人联合推翻吐蕃统治者后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敦煌的粟特人同汉族大姓一样，都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大姓豪族，其中以安、康二姓最为显著。

此外，可述的成果还有很多，如：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认为张议潮起义至少运用了三支力量，其中之一就是粟特人，并且此后粟特人在归义军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人的生活状况和汉化问题。党新玲《五代敦煌粟特人医家史再盈》（《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根据敦煌写本S. 4363《天福七年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牒》的记载，论述了粟特医学家史再盈的生平事迹。尤有进者，冯培红《P. 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在归义军政权统治之初，敦煌有许多粟特人还曾组成僧兵武装，参加了反对吐蕃人的战争。其中既有一般俗人，也有佛教僧侣。

在商业活动上，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认为丝绸之路也是“白银之路”，在7世纪以前，吐鲁番和敦煌地区都是白银通货的流通区，商业民族粟特人是银钱流通的推行者，而在唐代，则变为沿着“丝马贸易”之道流出铜钱的状况，这依然与粟特人关系密切。他进一步将敦煌和吐鲁番的粟特人分为著籍与不著籍两类，以身份的差异来阐明其社会地位与社会活动之不同。此书资料丰富，立论准确，堪为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典范。继其后，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汉唐过所与中日过所比较》（《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则通过敦煌发现的涉及粟特胡商的多件文书的分析，对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对这些文书的制作与使用进行了说明。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与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康柳锁《关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和西夏钱币》（《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9年第1期）对近年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一枚波斯银币进行了考察，认为它的出土应与粟特人在当地的活动有关。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认为在吐蕃统治时期，依然有大量粟特人在敦煌从事商业活动，从而推动了敦煌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郑炳林、杨富学《晚唐五代金银在敦煌的使用与流通》（《甘肃金融》1997年第8期）指出在吐蕃及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地区的黄金与白银都得到普遍使用，其中大多是从东罗马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通过粟特人传来的，说明当时粟特人仍然是商业贸易的主体。

关于粟特人与吐蕃之民族关系，学界也多有涉猎。杨铭《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少数民族》（《西藏民族学报学报》1987年第3期）对敦煌粟特人与吐蕃的关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在吐蕃统治之前，作为移民，粟特人所拥有的土地较汉人要少，他们主要以经商谋生。吐蕃占领河陇以后，连接唐朝与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一度受阻，丝路贸易明显减少，粟特人由此而深受其害。于此同时，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佛教寺院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供其役使，于是，缺少土地而经商又难以糊口的粟特贫民大量沦为寺户，受到吐蕃统治者的驱使。在另一篇论文《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中，他指出吐蕃在占领河西之后所设立的通颊部落中，也有一些粟特人。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则认为在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其统治者对当地粟特人采用的是抑扬并举的政策，既有压制，也有一定程度的合作。

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但就敦煌出土文献看，佛教、祆教应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祆教，更是粟特人最特有的宗教信仰，故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对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粟特人祆教信仰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在敦煌等地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诸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林悟殊《火祆教的习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一些佛教文献中，有反映祆教内容者，说明在敦煌有粟特祆教徒的存在。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对敦煌出土一件线描图的分析考量，成功地甄别出多种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如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女神。他后来先后发表了《高昌胡天祭祀与敦煌祆寺——兼论与王朝祭礼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书，前者通过对粟特人参与当地赛祆活动的细致描述，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粟特文化的深刻影响；后者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和粟特本土的考古发现，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敦煌、吐鲁番等地粟特祆教的萨保制度及胡祆祠做了系统考察。指出粟特神祇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来自伊朗，有的来自印度或其他地方。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对上述敦煌所出白描画进行了再研究，在肯定姜伯勤观点的同时，进而指出他们其实应为一神，明显地受到了汉地佛教的影响。接着，他又与英国学者格瑞内合作进一步论述了9～10世纪间敦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问题。[68]

在佛教信仰方面，李鸿宾《史道德族属及中国境内的昭武九姓》（《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指出，在敦煌文书中记载有一些粟特人出家为僧尼的情况。马雅伦、邢艳红《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两位粟特僧官——史慈灯、石法海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考证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两位粟特僧官史慈灯和石法海的活动与事迹，指出史慈灯曾在吐蕃占领时期出任敦煌僧团最高统治机构——都司的判官，石法海则以主持讲坛，讲经说法而著称。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指出在唐五代时期，敦煌粟特人继承了祆佛并重的历史传统，认为在当时敦煌佛教僧团中，粟特人的势力一直很大，不仅其僧尼数量多，而且出任各级僧官者也不少，其中不少人对佛教的信仰存在着投机心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粟特人经常与寺院发生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现出对佛教的虔诚。此后，他又撰《〈康秀华写经施入疏〉与〈炫和尚贷卖胡粉历〉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进一步指出，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有大量粟特人成为佛教徒，并且在佛教教团中有一定的势力，敦煌粟特人对蕃占时期敦煌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大量粟特商人向敦煌寺院布施财物；敦煌地方政权的粟特人有许多都曾参与佛事活动；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团中有众多的粟特僧人，其中不乏僧团领袖。

对于敦煌粟特人的绘画艺术，姜伯勤先生曾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在《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中，通过对敦煌壁画和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原绘画艺术同粟特绘画艺术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融合关系。此后，他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中在论证粟特人对丝路贸易所起巨大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中原文化对粟特人也不无影响，如唐朝的货币、纺织品，乃至银器制作技术及商业传统等，也都被粟特人带回本土，对粟特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还在《莫高窟隋说法图中龙王与象王的图像学研究——兼论有联珠纹边饰的一组说法图中晚期犍陀罗派及粟特画派的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通过对敦煌莫高窟隋代壁画与粟特本土壁画的比较研究，指出隋代壁画的制作受到了来自粟特的影响。

四 回 鹘

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曾在敦煌有着长达数百年（自840年回鹘西迁至于元朝灭亡），甚至上千年（从7世纪初铁勒入居河西直到1687年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被抄写完毕）之久的历史活动。

在对回鹘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之前，我们必须事先说明，本文所述回鹘，除敦煌当地的回鹘外，还包括整个河西回鹘在内。这是因为，汉文传世文献对河西回鹘的记载是极为稀少的，与甘州回鹘有关的汉文资料主要是一些敦煌遗书和题写于敦煌石窟中的铭文，尤有进者，敦煌石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甘州回鹘王室成员的画像等。

河西回鹘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早在1911～1913年间，法国学者伯希和、沙畹即著文对甘州回鹘的摩尼教作过考证。[69]在国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法国的哈密顿[70]、德国的宾克斯[71]和日本的桑田六郎[72]、森安孝夫[73]、土肥义和[74]等都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

在我国国内，最早对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进行研究的是国学泰斗王国维先生，他在《黑鞑事略笺证》（《观堂集林》，1921年）一文中，论述了甘州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及其向沙州西南的迁徙。其后的研究逐步增多，荦荦大端者有：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8期，1953年；

——《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9卷6号，1936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3卷3期，1936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册第3分，1937年（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岑仲勉《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金陵学报》第6卷2期，1936年；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及其水利利用》，《北方杂志》第41卷17号，1945年；

李符桐《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东北集刊》第1～2期，1941年；

——《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边政公论》第3卷8期，1944年；

陈寄生《考黑番得姓来源》，《风土》第1卷5期，1945年；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年（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本文所据为新版。以下简称《简编》）；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收入兰州大学编印《敦煌学文选》，1983年）；

刘义棠《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1997年修订本）。

这些著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过河西回鹘的问题，但专门的研究尚未出现。

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敦煌学的迅猛发展与长足进步，学界对河西回鹘历史、文化与文献的研究也随之步入了黄金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甘州回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1. 族源 关于甘州回鹘的族源，学界以前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公元840～842年漠北回鹘西迁入河西才是甘州回鹘之始，如《甘肃通志稿》即称“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勤）西奔，居甘州西，是为甘州回鹘之始”。这种观点早已为学界所否定。段连勤在《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早在公元1世纪初叶匈奴帝国崩溃时，漠北的丁零人（回鹘族的先民）就大批亡匿于河西走廊的金城、武威、酒泉北、西河东西一带。唐则天皇后时，东突厥贵族在漠北复国，进攻回鹘根据地乌德鞬山，九姓回鹘中的一部分在其酋长的率领下，被迫从漠北迁往甘凉地区居住。说明9世纪中叶以前，河西地区就已是回鹘人的留居地了。高自厚则撰文对这一点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认为自1世纪到9世纪近900年间，陆续迁入河西的丁零、铁勒、高车、回鹘人数众多，正是他们相互融合才构成了甘州回鹘。[75]其后，陈炳应也撰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76]。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甘州回鹘渊源于7世纪，如陈守忠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中认为甘州回鹘的族源应该从初唐（7世纪）移居河西的回鹘、契苾、思结、浑等部族算起。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陆庆夫《思结请粮文书与思结归唐史事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则专就铁勒（包括契苾、思结、浑）在河西的活动进行了论述。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也认为“最早只能自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才能说河西有回鹘人的活动，而其中以突厥复兴时迁往河西的回鹘部落为较真实可信的史实”。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也持这种观点。钱伯泉在《甘州回鹘的渊源及其建国初期的史实》（《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中认为甘州回鹘民众大多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两度从漠北南迁甘、凉地区的回纥族人，并非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而投吐蕃的那一支回鹘部落。近期，刘再聪又撰《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更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河西回鹘的渊源。

2. 甘州回鹘立国的时间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第4期，1983年）认为“回鹘进入甘州建立政权的时间早于中和四年（884）”；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872年是“甘州回鹘政权开始成立之年”；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认为“回鹘人在张议潮死后据甘州，立有可汗”；《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也认为在张议潮死后不久，回鹘人就攻占甘州，遂移牙帐于甘州。从其引用的资料看，二者都是把872年作为张议潮卒年的；苏北海、周美娟《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则指出，自867年张议潮去唐中央任新职后，再未返回，后于892年死于长安，他们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当在894年；第四种意见中认为甘州回鹘的建立大约在890年[77]；第五种意见则称其立国当在10世纪初期；第六种意见认为可以肯定在895年至900年之间，甘州回鹘政权已经建立，至于具体时间要更早。[78]最新的一种意见是荣新江在《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中提出来的，文中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但据894年所刻《李氏再修功德记碑》，此时甘州尚在归义军手中，故此说亦受到质疑。[79]

3. 甘州回鹘可汗的世系 国内学者最早表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是《简编》一书，列甘州回鹘可汗世系为十世：一世庞特勤、二世仁美、三世仁裕、四世景琼、五世密礼遏、六世禄胜、七世夜落纥、八世夜落隔、九世夜落纥归化、十世夜落隔通顺。其后，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关“夜落纥”与“夜落隔”的问题，高自厚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刘建丽在《“夜落纥”与“夜落隔”——读史札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中认为二者实为一人，都是姓氏而非真名，史料中是以姓代名，况且“纥”与“隔”只是音译的不同。

对于禄胜，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他并非甘州回鹘的第六世可汗，而实际上是西州回鹘的可汗。[80]钱伯泉则认为此禄胜实系龟兹回鹘的可汗。[81]

关于甘州回鹘的末代可汗，林幹[82]、高自厚[83]等采纳《简编》的意见，将之推断为夜落隔通顺。李萍在《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中认为，在夜落隔通顺之后，还有一位宝国夜落隔，又作宝国伊噜格勒。其后，汤开建在《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则进一步指出，在宝国夜落隔之后还有一位伊鲁格勒雅苏，他才是甘州回鹘的最末一代可汗。

庞特勤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简编》将其列为甘州回鹘的第一代可汗，此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84]，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庞特勤实为西州回鹘的可汗。[85]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认为“庞特勤率众西迁后他本人并未住过甘州，也不是甘州回鹘的始祖”。但在此文发表之前的前一年他所发表的《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文中曾将庞特勤列为一世，这大概是所持观点有所改变吧。刘义棠认为，甘州的庞特勤与西州的庞特勤是两人。前者是7～8世纪初行至甘凉的回纥人的后裔，与840年西迁的安西回鹘的庞特勤并非一人。[86]还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庞特勤应是喀嘞汗王朝的创立者。[87]钱伯泉在《试解“仆固俊”之迷》（《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是仆固俊而不是庞特勤。汤开建《庞特勤居甘州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还进一步考证说：“庞特勤并未居住甘州，而是在安西建立政权称可汗。”此后，高自厚撰《论庞特勤为回鹘共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提出了庞特勤为回鹘共主的假想，认为庞特勤是衰奔时期整个回鹘人的可汗，而非某一部分回鹘人的可汗。最近，他在《甘州回鹘汗国的创建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甘州回鹘汗国的真正创建者是英义可汗仁美。

在仁美之后、景琼之前到底还有几代可汗，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之间只有一位可汗，此说以《简编》为代表。此外，林幹《回鹘西迁考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6年）、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等亦持此说。苏北海、周美娟在《甘州回鹘世系考辩》（《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实际狄银阿咄欲和仁裕是一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仁美至景琼之间有四位可汗，即狄银、阿咄欲、仁裕（顺化可汗）、仁美（奉化可汗），此说以法国学者哈密顿氏为代表。[88]陆庆夫亦撰《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予以支持。

第三种意见是汤开建在《关于“狄银”之辩析》（《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狄银，狄银之后阿咄欲，阿咄欲是否就是仁裕，那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第四种意见是《简编》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仁美之后是狄银，狄银之后是阿咄欲，阿咄欲之后是仁裕，他的封号是顺化可汗和奉化可汗。此说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在此基础上，孙修身撰《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进一步依据敦煌石窟中的供养人像和题名结衔，排比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可汗之间的姻娅与辈分关系，以支持这一见解。

4. 甘州回鹘的疆域 段连勤《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等文笼统地将整个河西走廊称作甘州回鹘的疆域。李萍《关于甘州回鹘的若干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则具体指出，当时甘州回鹘的势力虽然相当强大，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对整个河西的统治，凉、瓜、沙地区存在着独立的政权实体，不属甘州回鹘所辖，更勿论鞭长莫及的贺兰山回鹘了。

5. 甘州回鹘与丝路贸易 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如高自厚《甘州回鹘与中西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1～2期）、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钱伯泉《甘州回鹘国的“国际”关系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程溯洛《〈宋史·回鹘传〉补正》（《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在中西交通中的作用》（《北方文化研究》第2集，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编印，1989年）、李德龙《敦煌艺术S.8444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甘州回鹘在中西方丝路贸易中的地位，认为甘州回鹘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系统地探讨了五代时期甘州回鹘与中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6. 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高自厚《甘州回鹘与西夏》（《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汤开建《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分别探讨了甘州回鹘与西夏和高昌回鹘王国之间的关系。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总4期，1983年）则论述了甘州回鹘与瓜沙曹氏及肃州龙家的关系。杨圣敏《沙州政权与回鹘扩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P. 3633的研究，论述了唐末五代时期西州与甘州回鹘联合行动，与沙州汉人政权及吐蕃争夺河西的经过。此外，相关的论文尚有下述：

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

刘美崧《论归义军与回鹘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钱伯泉《张淮深对甘州回鹘国的颠覆行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苏北海、丁谷山《瓜沙曹氏政权与甘州回鹘于阗回鹘的关系》，《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苏莹辉《敦煌壁画回鹘公主陇西李氏等供养像考略》，《故宫文物月刊》第13卷10期，1996年；

陆庆夫《金山国与甘州回鹘关系考论》，《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徐晓丽《曹议金与甘州回鹘天公主结亲时间考——以P. 2915卷为中心》，《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

——《敦煌石窟所见天公主考辨》，《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回鹘天公主与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这些论文利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壁画，乃至相关的题记资料，对甘州回鹘与归义军，尤其是张淮深和曹议金时期二者的关系作了探讨。孙修身《试论瓜沙曹氏和甘州回鹘之关系》（《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将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和甘州回鹘交往的历史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互相关系的历史特点作了论述。

7. 甘州回鹘政权灭亡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 林幹《河西回鹘略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陈守忠《论河西回鹘》（《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等认为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汤开建《甘州回鹘史二札》（《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则认为应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此年西夏复占甘州，甘州回鹘政权遂亡。关于甘州回鹘亡于西夏的社会原因，高自厚在《甘州回鹘失守甘州的社会原因——兼论甘州回鹘的社会制度》（《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研究，认为甘州回鹘社会中的病症导致了在与西夏斗争中的失败。

8. 甘州回鹘灭亡后余部的去向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甘州回鹘向外流徙的主要部分投向居住于湟水流域的唃厮罗政权，又向西北方向迁徙，后被称为黄头回纥。如祝启源《北宋时期吐蕃与甘州回鹘关系简述》（《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均持这种看法。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认为，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后，“除一部分留居甘州之外，大部分甘州回鹘西南遁入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西北部”。[89]而汤开建在《甘州回鹘余部的迁徙及与西州回鹘之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一文中则认为西夏占甘州后，甘州回鹘余部分两支外迁，一支向西，先至瓜沙，尔后进入西州；一支向北，沿着黑水进入古居延海地区。高自厚《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期）认为甘州回鹘余部既有投唃厮罗的，又有退至西州的，还有降于西夏的，但其主体则是流徙于沙州西南，游牧于甘、青、新交界处疏勒河下游的那部分。程溯洛《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徒及其下落》（《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收入氏著《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则认为外迁的甘州回鹘可分为三支，一支投唃厮罗；一支投北宋，居于秦陇间；一支徙于沙州之南，而后西迁至罗布泊一带。

9.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汉文文献的研究 对敦煌发现的相关汉文文献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成为热点，学者们对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逐一作了考释，澄清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比较重要的有：

高自厚《敦煌文献中的河西回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从两件敦煌文书看河西回鹘》，《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P. 2992号卷〈沙州上甘州回鹘可汗状〉有关问题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敦煌遗书P. 3016号卷背第二件文书有关问题考》，《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跋敦煌遗书P. 2992号卷背几件文书》，《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P. 3718〈李府君邈真赞〉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

——《P. 2155〈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时代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李正宇《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文献》1990年第4期；

杨圣敏《敦煌卷子P. 3633号研究》，《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苏哲《P. 2992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以P. 3931号写本为中心》，《九州学刊》第6卷第4期，1995年，等。

10. 对敦煌遗书中有关于阗文文献的研究 在敦煌于阗文文献中，与甘州回鹘有关者不少，黄盛璋先生对其进行了不少的研究，撰写了多篇论文，如：

《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文书与汉文书关于甘州回鹘史实异同及回鹘进占甘州的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

《敦煌于阗几篇使臣奏稿及其相关问题综论》，《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这些论文以敦煌出土于阗文文献为基本依据，结合史书的记载，对甘州回鹘史事作了多角度而有价值的论述。只是由于文中所据文书是据英国学者贝利很不完善的英译转译成汉文的，且译释尚有不尽确切之处，故对于其时代的考订前后也有矛盾，故参考时应引起注意，不可盲从。

（二）对沙州回鹘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

沙州回鹘是90年代初以来才开始广为人们注目的热门研究课题，发其轫者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他在《回鹘与敦煌》（《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一文中对回鹘在敦煌的活动进行了论述，认为敦煌回鹘既有可能来自于甘州回鹘，也有可能来自西州回鹘。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则认为沙州回鹘应直接来源于漠北回鹘汗国，840年回鹘西迁时就有一部分进入到瓜沙地区。1028年甘州回鹘灭亡后，又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居于此，进一步壮大了沙州回鹘人的力量。

关于沙州回鹘是否曾在瓜、沙一带建国立邦的问题，是近年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过去，学术界有不少人都认识到回鹘集团的存在及其对沙州地区的统治，但未能确证其作为一个政权实体的存在，如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认为最晚在11世纪初或12世纪前半叶沙州确有回鹘集团存在。起初，这个集团曾操纵曹氏政权，之后取而代之。1052年后彻底统治了沙州；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则认为，1030年时，沙州发生了一场突变的政治动乱，结局似乎是沙州回鹘取代归义军曹氏。但1036年西夏统治沙州时，沙州回鹘曾企图推翻西夏在河西的统治，但最终未得实现，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在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钱伯泉提交了《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不仅探讨了甘州回鹘的兴衰及其与归义军的关系，而且还研究了沙州回鹘的强盛及其在敦煌的统治。接着他在《沙州回鹘研究》（《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中认为，从9世纪中叶到13世纪末叶，回鹘对敦煌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1014年曹贤顺为归义军节度使起，至1146年金以边地赐西夏，沙州回鹘附属西夏止，沙州回鹘直接统治敦煌达130余年；自1147年至1226年，沙州回鹘虽附属于西夏，但仍以当地统治者的身份存在了80年。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钱伯泉对沙州回鹘是这样理解的：“安西回鹘、龟兹回鹘、沙州回鹘无疑是指同一支回鹘”、“沙州是龟兹回鹘国的统治中心，龟兹回鹘又称沙州回鹘”、“沙州回鹘即龟兹回鹘和撒里畏兀”。对这种说法，杨富学在《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州回鹘实际上指的是以沙州为中心，统治着瓜、沙东部地区的那一部分回鹘，与龟兹回鹘并非一码事，它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1990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列举了十条证据证明瓜沙曹氏于1036年灭亡后，西夏并未在瓜沙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直到1067年。在这一时期，统治瓜沙地区的实际上是沙州回鹘政权。后者则指出大致自10世纪初开始，沙州回鹘集团的势力就已经逐步壮大起来并逐步控制了沙州，大致于1036年建立沙州回鹘国。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外，在回鹘文文献中也常可见到沙州回鹘王子、可汗的称号，尤其是1036年攻克沙州的“镇国王子”一名亦可见于沙州回鹘文献中，全称为alp qutluγ uluγ bilgä uyγur tängri uyγur xan（合·骨咄录·羽禄·毗伽回鹘天可汗）。在沙州回鹘洞窟中，亦常可见到回鹘王者像，说明沙州回鹘确曾在瓜、沙地区存在。其灭亡的时间大致在11世纪30年代末。

1995年，杨富学、牛汝极合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作为《敦煌学文库》之一种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书中除收录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42件外，同时对沙州回鹘问题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沙州回鹘的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宗教文化及沙州回鹘时代开凿的佛教石窟等进行了系统论述，进一步确证沙州回鹘国的存在。

沙州回鹘说的提出，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赞成者有之，如陆庆夫《归义军晚期的回鹘化与沙州回鹘政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苏北海《〈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薛宗正《回鹘史研究新进展——评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6年第6期）、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李树辉《Sarïγ Ujγur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如森安孝夫《沙州回鹘国与西回鹘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等。亦有的先反对，后赞成，如刘玉权在《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认为：“瓜沙二州自公元1036年被西夏攻陷之后……西夏对瓜沙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227年被蒙古消灭。”后在《沙州回鹘史探微》（《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下，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改变初衷，指出：“公元10世纪中叶前后，在中国西北角出现了一个以回鹘人为主体、以敦煌为中心的民族政权——‘沙州回鹘’。”这些说明，由于受材料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尚难达成统一。

（三）对敦煌回鹘文文献的研究

回鹘文是8世纪左右漠北回鹘根据中亚粟特文字母而创制的一种文字，用以书写回鹘语言。其创制虽早，但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属于那个时代的文献却几无留存。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回鹘语文献，大多都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所出，另一部分则出自464、465等元代洞窟。前者均为早期文献，其时代大致相当于沙州回鹘时期或稍后，后者则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前者主要是一些残篇断简，后者则有不少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佛教著作；就学术界的研究而言，重点主要集中在后者，而对前者则很少研究。[90]

现知的早期回鹘文献主要庋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中。1985年，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著文对这些文献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91]，接着，法国学者哈密顿即出版了他的2卷本《九—十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Manuscrits ouïgours du Ⅸe-Ⅹe siècle de Touen-houang）》（巴黎，1986年）一书，刊布了其中的36件早期回鹘文献。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非常，包括书信、牒状、帐单、诗歌、谚语、格言、词汇表、发愿文、颂词、礼赞三宝文、观音赞、礼佛文、佛经、摩尼教文献和待考宗教文献，全面地展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敦煌回鹘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

我国对早期敦煌回鹘文献的研究是以哈密顿此书的出版为契机的，主要成果有：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四封9—10世纪的回鹘文书信译考》，《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从两件回鹘文残卷看早期维吾尔诗歌的特点》，《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

——《七件回鹘文佛教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牛汝极、杨富学《五件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考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杨富学《巴黎藏敦煌本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文译释》，《敦煌学》（台北）第16辑，1990年；

——《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敦煌出土回鹘语谚语》，《社科纵横》1994年第4期；

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李经纬《敦煌回鹘文遗书四种》，《吐鲁番学研究专辑》，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0年；

——《敦煌回鹘文遗书五种》，《新疆文物》1993年第2期、《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敦煌回鹘佛教遗书三种》，《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敦煌Or. 8212(170)号回鹘文文书的译文质疑》，《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P. O. I号敦煌回鹘文佛经残卷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此外，他还发表了《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徒忏悔词〉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惟一一件用摩尼文字母写成的早期回鹘语摩尼教文献进行了译释。该文献的另外两个本子在新疆亦有出土，3个写本各有残缺，但又可以相互补充，成为研究早期突厥语言史和摩尼教的重要文献。

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献较多，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常啼和法上的故事》、《吉祥轮律仪》、《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俱舍论颂注》、《说心性经》、《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妙法莲花经玄赞》、《阿毗达磨俱舍论》、《阿含经》、《师事瑜伽》、《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注释本）、《入阿毗达磨论注释》、木刻本《八十华严》断简及回鹘文佛教部派残卷、佛教诗歌集和书信等，其中以《金光明最胜王经》和《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篇幅最大，保存比较完整，显得特别重要，只是由于后者写本太草，加之文义深奥，学界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前者，我国学者的研究则较多，如：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汉文翻译家僧古萨里》，《图书评介》1978年第2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语言文学增刊，1986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卷长者流水品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收入《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李经纬《关于回鹘文〈金光明经〉》，《图书评介》1979年第3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序品（片断）译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张铁山《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七品研究》，《喀什师范学范学报》1988年第5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四卷第六品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八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周北川《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十四品〈如意宝珠品〉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阿力肯·阿吾哈力《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十三品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三十品研究》，《耿世民先生70寿诞纪念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

除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外，我国也有不少学者投入精力对其他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较多的成果，举其要者有：

Geng Shimin, Qädimqi Uygurcä buddhistik äsär "Ārya-Trāra-buddha-mātrikavimsati-pūga- stotra- sūtra" din fragmentlar, Turkluk Bilgisi Araş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1979；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牛汝极《伯希和藏品中一件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张铁山《从回鹘文〈俱舍论颂疏〉残叶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娣丽达·买买提明《回鹘文佛教文书研究：〈师事瑜伽〉与〈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上述文献今天都庋藏于海外图书馆、博物馆或各种研究机构，国内学者只能借助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刊本或照片进行二次性研究。而对于我国收藏的回鹘文文献，有关人员则投入极大热情与精力进行释读、刊布，涌现出如下研究著作：

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1～2）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1～2），《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英文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1989）；

——A study of one newly discovered folio of the Uighur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3-1/2, 1989;

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

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

——《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

——《三叶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0年第3期；

——《叙利亚文文书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与翻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两叶敦煌本回鹘文残片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遗憾的是本文之回鹘文转写被全部印错）；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P. Zieme、牛汝极《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译释》，《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又载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本载Türk Dili Araş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 6, 1995）；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这些文献尽管其篇幅要比《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小得多，但因它们都收藏于国内，对我国的回鹘学研究来说，尤其珍贵。

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中，保存有不少回鹘文题记，据笔者普查，计有300余条，其中尤以安西榆林窟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据初步调查统计，在榆林窟的41个洞窟中，有20个窟都有回鹘文题记留存，计有190余条，590余行。[92]近来，牛汝极、杨富学与法国学者J. Hamilton合作对这批珍贵的回鹘文资料进行研究。[93]

（四）河西回鹘文化宗教研究

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化与宗教，王日蔚在《唐后回鹘考》（《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1卷1期，1936年）中已略有涉及，范玉梅《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中国民族史研究》第3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则对其作了更细致的描述，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汉文传世史籍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依据的，故无法深入回鹘文化的内核。其实，除了汉文史书的记载外，回鹘文文献、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回鹘壁画、回鹘文题记等对此也都有较多的反映，杨富学撰《九～十二世纪的沙州回鹘文化》（《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就是用这些材料写成的。

在敦煌发现的古代回鹘文献中，内容最为集中的是佛教，杨富学曾以西域、敦煌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刻本为依据，著成《西域敦煌文献所见回鹘之佛经翻译》（《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94]通过对敦煌出土回鹘文文献的考察，结合石窟壁画，杨富学、杜斗城撰《河西回鹘之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以专论河西回鹘佛教的兴衰。至于景教，虽未发现专门的文献，但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基督教徒名字中可以推定，在9～11世纪间，沙州回鹘中是有景教徒存在的。[95]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有7件，其中3件提到了回鹘的可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尼教与回鹘王室关系的密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1件提到高昌回鹘的夏都别失八里设有摩尼教教皇，这一记载不见于其它文献，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96]在敦煌发现的突厥卢尼文《解梦书》尾跋中，曾谈到敦煌曾有摩尼寺之设，其时约在9至11世纪间，颇值得注意。[97]此外，钟进文还撰文探讨了摩尼教在甘州回鹘中的流行及其与东西方贸易的关系问题。[98]

与佛教之盛行相适应，沙州回鹘也开凿或重新修复了不少洞窟，对此学界研究成果较多。早在40年代时，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即从莫高窟中划出5个回鹘洞窟。[99]在此基础上，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篇》，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一文通过进一步研究，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中共划出23个沙州回鹘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作者还把这些石窟的相当年代划分为前（11世纪初至后期）、后（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二期。对于这种分期法，杨富学On the Sha-chou Uighur Kingdo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8-1, 1994）认为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沙州回鹘国存在的时代大致相当，是可信的，但后期的相对年代就不一定准确。如后期中的莫高窟第409、237和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对沙州壁画艺术的特色，刘玉权在《沙州回鹘石窟艺术》（《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年）一文中作了探讨，认为沙州回鹘壁画，前期基本沿袭归义军曹氏格调，少有自身特色，诸如莫高窟第363和306、308等窟以及榆林窟第39窟等都是如此。后期学习吸收了高昌回鹘画风，探索民族艺术新路，使壁画初具民族风格，这可以莫高窟第245、207窟和西千佛洞等4、13等窟为例。

论及河西回鹘文化，不能不提到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100]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考察，在莫高窟464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中发现了大量的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4枚之多。他将其全部携往巴黎，庋藏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后有4枚流散入美国。程溯洛曾就这4枚活字在古代回鹘印刷术上的意义作过简略论述。[101]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他对回鹘文木活字的认识存在着不少偏差。另有消息称，在伯希和之后，俄国探险家也在莫高窟发现了数百枚的木活字，因未见正式刊布而不得其详。

今天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回鹘文木活字数量有限，仅有敦煌研究院珍藏的54枚。其中6枚早在1949年以前即已入藏，另外的48枚是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近年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时陆续发现的。48枚中，有19枚同出464窟，其它则分别出自B56（1枚）、B59（16枚）、B162（2枚）、B163（10枚）等洞窟中。[102]杨富学先后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藏回鹘文木活字》（《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和Uighur Wooden Movable-Types from Dunhuang and Related Problems（《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二文通过对这6枚木活字的识读和对莫高窟北区新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及法国收藏品的全面考察，结合敦煌地区回鹘民族活动的历史情况，认为这些木活字的创制当早于1300年，至少不会晚于王桢所创制的汉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是古代维吾尔族首先使用的。

通过对回鹘文文献、回鹘文题记及回鹘文木活字的系统探讨，牛汝极、杨富学撰成《敦煌回鹘文书法艺术》（《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阐述敦煌之回鹘文书法艺术，指出敦煌回鹘文献的书法可分为写经体、行书体、草书体、刻本体、硬书体和活字印刷体等6种，其形成原因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

对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献语言的研究也于近年取得了重要进展，邓浩与杨富学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语音与词汇》，《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论回鹘文献语言的内部差异》，《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词法研究》，《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

《论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的句法》，《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中的动词及其用法》，《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条件式形式的演变》，《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随后，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过系统整理与进一步研究，撰成《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一书，于1999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刊行，并于2002年再出修订版。同在1999年，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合著的《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也由新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双喜临门，堪称可喜可贺之事。

五 西 夏

西夏是11世纪初由党项羌人为主体，以宁夏为中心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盛时地跨今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大部分和陕西、内蒙古、青海三省区的一部分，举世闻名的丝路要冲——沙州和瓜州也曾为其属地。那么，西夏是什么何时占领敦煌的?西夏对敦煌的建置、政策如何?其经济、文化之建设成就又有哪些?既是西夏史本身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夏统治敦煌的时间，下限史书记载比较明确，即1227年蒙古人攻破沙州之时也就是西夏统治的结束之日。但对上限，学术界则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是因为史书虽有各种记载，但都比较零碎，且互有抵牾，故而导致学者对其理解也产生歧异。不过，最初分歧甚微，多数论者的看法相差不过一二年或者几年而已，如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说[103]；天圣八年(1030年)说[104]；景祐二年(1035年)说[105]；景祐三年(1036年)说[106]等。后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敦煌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学者是们依据不同的材料，或者虽所据材料基本相同而看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对西夏瓜沙时间之上限，又提出了各种新的不同看法，以致早晚相差达30余年之多。目前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 1036年说，即坚持史书上记载的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共191年。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

2. 1070/1072年说。20世纪70年代，我国老一辈西夏学权威王静如先生曾经提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肃三州，但其势力并未马上到达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等边远地区。首次提出西夏势力实际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070年前后，而1036年至1070年是西夏势力由瓜沙二州城镇向莫高、榆林等边远地区渗透的时间，也就是说西夏据瓜沙的时间是1070年至1227年之间。[107]孙修身之说与之相近，但将西夏真正据有沙州的时间向后推延了二年，即定于1072年。[108]

3.1146年说。认为1030年至1042年间，西夏与沙州回鹘交替攻占沙州。此后(1042年后)，沙州终为回鹘所据，西夏从此失去沙州，而沙州回鹘(论者认为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安西回鹘为同一支回鹘；沙州为龟兹回鹘国的中心)直接对敦煌统治了140年左右，并认为，至1146年因为金国与西夏交好，才将原属辽国的沙州和伊州分赐给西夏，西夏势力始进入沙州，沙州(龟兹)回鹘始臣于西夏。也就是说西夏据沙州的时间是1146年至1227年间。[109]

4.1067年左右说。这是学界近期提出的新说法。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李正宇、杨富学分别提交了《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政权》和《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同载《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前者认为，西夏在1036年消灭了瓜沙曹氏政权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直到1067年。后者同样认为西夏真正占领沙州的时间应在11世纪60年代末期。

关于西夏占领时期敦煌的社会历史状况，研究成果不多。陈炳应在《西夏与敦煌》（《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中指出西夏于1036年攻占瓜、沙二州后，在建制上沿袭唐宋旧制，仍设瓜、沙二州，品级属“下等司”。认为西夏统治时期，由于社会安定，敦煌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玉权《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集，1981年）指出，党项占领瓜沙以后，回鹘和曹氏后裔仍继续活动了很长时间，直到皇祐（1049～1054）以后，西夏才有效地控制了瓜、沙二州，西夏统治者虔信佛教，在敦煌兴建和重新修复了多处石窟，促进了当地佛教的发展。

对于西夏时期在敦煌开凿的石窟，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由常书鸿、王静如教授主持，宿白教授任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民族所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及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参加。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可惜这次考察研究的结果尚未公布便因遇上动乱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这次活动为后来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划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78年以后，随着动乱的结束和我国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洞窟的分布及壁画内容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可以看出，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西夏石窟分布。

经过近千年的开凿，至西夏时期，莫高窟的崖面已呈饱和状，故在现存的40多个西夏洞窟中，新开者甚少，大多是对前代洞窟的改造与补修。其壁画题材比较单一，主要是千佛、供养菩萨像、团花图案及构图简略的净土变等。从整体上看，其作品以早期、中期者居多。早期作品之画风多承袭五代和宋初的传统，较少创新；中期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晚期吸收了吐蕃密宗艺术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由于此时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县），故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对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艺术的研究主要有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的西夏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万庚育《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艺术》（《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宝玺《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文物》1992年第2期）和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像》（《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这里需要专门提及的是敦煌研究院刘玉权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壁画的长期研究。他前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在石窟断代方面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在壁画内容考证方面有《瓜、沙西夏石窟概论》（《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时代考论》（《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等；在艺术风格探讨方面有《西夏对敦煌艺术的特殊贡献》（《国家图书馆馆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民族艺术的奇葩——论敦煌西夏元时期的壁画》（《中国壁画全集·敦煌》10，天津美术出版社，1996年）等，颇值得重视。同时亦应指出，由于其研究历时较久，故前后抵牾之处也较为多见，不能不引为注意。

在敦煌的西夏壁画中，有不少乐舞场面，自然包含着丰富的古代音乐、舞蹈资料，郑汝中《榆林窟第3窟千手观音经变乐舞图》（《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艺术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庄壮《西夏的胡琴与花鼓》（《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进玉、马怡良《从敦煌文物谈西夏的科技成就》（《第二届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延吉，1996年）对西夏时代敦煌的科技成就作了概述。

最后需要述说的是段文杰对敦煌石窟中发现的6幅玄奘取经图研究。这些壁画有4幅可见于榆林窟4幅，2幅可见于东千佛洞2幅，该文通过细致而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指出：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艺术形象的神情风采，已在西夏壁画中初步展现；猴行者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有同有异；壁画中的取经图是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蓝本创作而成。[110]

相对于艺术品而言，西夏文献在敦煌的发现为数不多，其中时代最早者为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写本残片。这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翌年（1070～1071）瓜州监军司为审判一桩民事诉讼而书写的公文。我国西夏文研究的先驱王静如慧眼识珠，最早对其进行了研究。[111]此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来，陈炳应亦对其进行了研究。[112]

1959年，莫高窟附近又发现了3件西夏文佛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件图解本《观音经》。其经文内容系表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53段文字，每段文字上面都配一幅注释经文的版画。经研究，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连环画书籍，也可以说是中国连环画书籍的最早模式。[113]90年代，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时又有不少新发现，既有西夏钱币[114]，也有不少西夏文文献出土，尽管多为残片，但无论大小，都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其文献种类很多，有蒙书，有社会经济文书，也有佛教、道教文献及其它各类写本、印本。其中一则题记谈到元代敦煌曾有一藏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颇值得关注。[115]

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还有大量的西夏文题记，其中时代最早者时属西夏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经有关专家普查、研究，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既有功德发愿文，也有供养人榜题和巡礼题铭，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极其可贵的资料。[116]此外，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17]

六 几点体会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最为巨大的。各种学术论文与研究专著的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有些问题也值得提出，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其一，我们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当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其次是月氏、乌孙、龙家与达怛，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就一个民族言，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如回鹘研究，主要集中于甘州回鹘，而对沙州回鹘则研究不多，对凉州回鹘、肃州回鹘的研究则更少。从客观上说，这主要是受到资料限制所致；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对有关资料的挖掘工作也做得不够。如沙州回鹘，除了汉文史料的记载之外，敦煌遗书资料甚多，从本世纪初以来相继刊布者不少，但我国学者却很少利用；在敦煌石窟的回鹘文题记中，与凉州回鹘、肃州回鹘有关的资料也不少，但很少为人所知。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当然，加强对前者的研究是完全应该的，但对后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要全面、深刻地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问题的探讨上，还必须对该政权的经济、文化、宗教与政体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敦煌民族的历史全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其二，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对敦煌民族的历史记载，除了正史及其它各种史籍的少量资料外，主要是敦煌石窟中出土的古代民族文献和数量丰富的汉文遗书。因此，我们应通过对敦煌遗书、各种文字的题记及其它多种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整理出版专题性的历史资料汇编，以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时至今日，收藏于国外者大部分都已整理刊布，而庋藏于国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除少数见刊者外，绝大部分都常年积压在文物库房中，至今无法利用，即使专门的研究人员也难得一睹。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必将进一步促进敦煌以至吐蕃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其三，研究中条块分割严重。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的研究常常是脱节的，研究历史者，大多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研究其语言文字者，则往往不懂或不从事于历史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势必会对我国民族史研究的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其四，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大多数（至少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作无益的重复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