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研究刊布了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道教写卷《十戒经传授盟文》及题跋（甘肃省博物馆编号017号）。《盟文》记述了年廿一岁的道士索澄空入观与师傅签订传授规约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属道教的科戒仪轨，为敦煌道教历史与仪轨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文中详细考证了神泉观的位置，认为其应在沙州城东四十里的清泉驿，而非过去所认为的神沙乡的阳沙里或平康乡的修武里。
关键词：敦煌文献 道教 神泉观 十戒经传授盟文
甘肃省博物馆藏唐景龙三年（709）《十戒经传授盟文》及题跋，卷轴装裱。甘肃省博物馆编为第017号。《盟约》横14厘米，纵22.4厘米，细黄麻纸，残存8行，墨书（其中第7-8行间的“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履明”11字用朱笔书写）。题跋19行，横22.4厘米，纵约42厘米，宣纸墨楷书。
《十戒经传授盟文》全文在秦明智所撰《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与目录》中已有收录，称为“道教文约”，
[1]惜录文有数处错误，且未录题跋。今据原卷重录如下：
1．大唐景龙三年（709）岁次己酉己未朔四月壬戌，敦煌县平康乡
2．修武里、神泉观道士、清信弟子索澄空，年廿一岁。但为空人无识，既受
3．纳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动之弊[秽]，或（惑）于所见，昧于所着，世务因缘，以次而发，
4．招引罪垢，历世弥积。轮回于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转于五道，长沦而弗悟。
5．伏闻天尊大圣，演说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依法行者，可以超升三界，位极
6．上清。澄空性虽愚昧，愿求奉受。谨赍信如法，谨诣三洞法师
7．北岳先生阎服顺，奉受十戒十四持身之
8．品，修行供养，永为身宝。僭盟负约，长幽地狱，不敢蒙原。
文中所涉神泉观是唐代敦煌著名的道观，在敦煌文献中多有反映，如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81号《太玄真一本际经》题记载：
大周长寿二年（
693）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索 玄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2]
P.2602《无上秘要》题记（北图珍20、P.2371、S.0080等《无上秘要经》题记内容同，只是用词略有变化）：
开元六年（718）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侄道士马袍一，奉为七代先亡所生父母及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
P.2361《本际经疏卷第三》题记、P.2417《老子道德经》题记：
景龙二年（708）三月十四日于神泉观写了。
此外，P.2424、P.2806、P.2861、P.3141等文献中也都有神泉观之名
[3]。这些道教典籍均写成于唐中叶以前，说明在那个时代，敦煌神泉观的道事活动还是相当频繁的。
至于神泉观的具体位置，过去学界都以敦煌遗书P.2417《老子道德经》题记中的记载为依据进行研究。题记称：
大唐天宝十载（751）岁次辛卯五月乙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阳沙里、神泉观男生、清信弟子索栖岳，载三十一岁。……诣三洞法师中岳先生马游岳。
按照这样的逻辑，《十戒经传授盟文》中的“敦煌县平康乡修武里、神泉观道士、清信弟子索澄空”自然就应断句为“敦煌县平康乡修武里神泉观道士清信弟子索澄空。”照此说，敦煌县平康乡的修武里也应有一个神泉观。平康乡一名见于吐鲁番出土《武周圣历二年（699）敦煌县诸乡营麦豆亩数计会帐》、《武周长安三年（703）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及敦煌所出《唐天宝九载（750）八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等文献中，为唐代前期敦煌十一乡（即敦煌乡、莫高乡、龙勒乡、神沙乡、平康乡、洪池乡、玉关乡、效谷乡、洪闰乡、慈惠乡）之一。
[5]平康乡地处县城之北，北周保定四年（564）以前为平康县地。乡下有洪文（P.3770）、安昌（P.3770）、修武（甘肃省博物馆017号《十戒经传授盟文》）等里。这样一来，唐代敦煌也就有了两个神泉观，一在平康乡的修武里，一在神沙乡的阳沙里，前者在县城之北，后者在县城之南，相距不远。
如所周知，敦煌自汉至唐，人口一直不多，新旧《唐书·地理志》都记旧有户4265，口16250。《太平寰宇记》卷153亦载沙州“唐天宝户4260”。但《通典》载沙州有户6395，口32234。这是汉唐时期敦煌户口的最高数字。
[6]说明唐代人口最多时也不过3万余口。在这种情况下，沙州会有两个神泉观同时存在，
[7]似乎不太可能（即使在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也很少见到有同名道观并存的现象）。由是观之，《十戒经传授盟文》和P.2417《老子道德经》题记中的阳沙里和修武里应分别为神泉观道士索栖岳和索澄空的籍贯，而非神泉观的所在。
那么，神泉观到底应在哪里呢？我们不妨看看S.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的有关记载：
清泉驿，右在州东北四十里，去横涧驿廿里，承前驿路，在瓜州常乐县西南。刺史李无亏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八日敕移就北。其驿置在神泉观庄侧，故名神泉驿。今为清泉戍，置在驿傍，因改为清泉驿。
这一记载准确地表明神泉观应在沙州城东四十里处，在清泉驿之旁。清泉驿，李并成将其比定在今敦煌市城湾农场二站故城。
[8]李正宇将认为遗址应在今城湾农场南大泉村一带。村南有湖，今名大泉湖，湖中有泉，殆清泉、神泉得名之所由。
[9]《十戒经传授盟文》时代确切，地点明确，记述了年廿一岁的道士索澄空入观与师傅阎服顺签订传授规约等方面的内容。从文中可以看出，索澄空是要摒弃罪恶，因缘入道，并誓愿在入道后尊奉教规，信奉道统，“奉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供养”。明显属于科戒仪轨。
敦煌发现的道教科戒仪轨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求《道德经》的盟誓愿文，现已发现的有4件（P.2347、P.2350、P.2417、P2735）；另一类就是求十戒的盟誓愿文，已为学界所知的有6件（P.2347、P.2350、P.6454、P.3770、P.3417及罗振玉旧藏）。本文所述的《十戒经传授盟文》应为第7件。
一人在同一天同时可以进行求经与求戒，如P.2347的唐真戒就在五月十八日求《道德经》和十戒，P.2350的李无上也是将求经与求戒仪式放在同一天（正月二日）举行的。
《十戒经传授盟文》有言：“谨诣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服顺”，即拜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服顺为师。
“三洞”之意，《云笈七箴》卷6曾作如下解释：
《道门大论》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达妙，其统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
三洞法师，指的就是精通道教经典的道士，是道教中较高的法位。
[10]先生呢？则是道教对具有一定学识或具有法位的道士的尊称。在敦煌文献中，除二次可以看到“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履明”外，还有《十戒经传授盟文》中的“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服顺”，以及“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仁邃”（ P.2350、罗振玉旧藏）、“三洞法师中岳先生马游岳”（ P.2417、P.6454）、“师中岳先生张仙翼”（ P.2735）、“三洞法师中岳先生索崇术”（ P.3770）、“三洞法师中岳先生张泰”（ P.3417）。敦煌有“三洞法师”法位之设，说明当时敦煌道教的发展具有较高的水准。
在上述所引11件科戒仪轨中，有3件中出现“北岳”一词，8件出现“中岳”。至于其所表达的意义，《太上丹简墨箓经》如是云：
若受法位，至真一及太一素券之号，可署先生之位。其生年属东方宿者，当署东岳先生之号；生年属南方宿者，当署南岳先生之号；生年属西方宿者，当署西岳先生之号；生年属北方宿者，当署北岳先生之号；生年属辰、戌、丑、未并中央七宿，当署中岳先生之号。
[11]
说明五岳之称是根据每位法师生年的地支而定的，由此可反映出先生的生年，即寅卯所生为东岳，巳未所生为南岳，申酉所生为西岳，亥子所生为北岳，辰戌丑未所生为中岳，故中岳先生显得特别多。
[12]仔细推敲《十戒经传授盟文》的用语，我们可以发现敦煌道教的某些特点，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大量的词汇都借自佛教。如第3行中的“六情”，就明显为佛教术语，谓廉员、宽大、公正、奸邪、阴贼、狠贪六种性情。古代术数家据阴阳五行，以喜、怒、哀、乐、好、恶推演之。谓恶行廉员，寅午主之；喜行宽大，己酉主之；哀行公正，戊丑主之；乐行奸邪，辰未主之；怒行阴贼，亥卯主之；好行狼贪，申子主之。
再如第4行的“五道”，佛经中又称作“五趣”，指地狱、饿鬼、畜牲、人、鬼。后被道教吸收，于《道教义枢》卷7中加以阐发。同行的“三界”，也为佛教术语，包括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教认为这三界皆处在“生死轮回”过程之中，是有情众生存在的三种境界。
另外，《十戒经传授盟文》中出现的“法师”、“修行”、“轮回”、“地狱”等也都借自佛教的常用词汇。
不仅如此，《十戒经传授盟文》所见仪式的誓言、盟约的用语，都不无佛教的影响，体现了敦煌道教与佛教间密切的关系。
《十戒经传授盟文》后附中华民国三年（1914）题跋一则，书于宣纸之上，全文曰：
中华民国三年四月蓂生十三叶，距余宰/敦煌历一百一十七甲子。/今昨因公到敦，父老云城南卅里千佛洞前光绪庚子/四月八日洞壁忽崩裂，内藏古书数十种，/佛经尤多，多汉晋唐宋名公书，为法人伯/希和购取殆尽。余亟往观之，于故纸堆中/搜罗一二，字迹似在晋唐间，惜残缺不全，/遗憾何如！内有唐景龙三年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索澄空赍三洞法师盟约一/纸。考索氏在晋唐时为敦煌世族，代出伟/人，澄空岂其苗裔耶？
唯文称沙州敦煌县，/考敦煌本沙州卫地。前乾隆廿五年改/卫置敦煌县治。古皆称郡，似无县名。及考/《唐书》，武德五年置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是敦煌本唐时县治，/隶沙州，故之称沙州敦煌县也。然字不甚/精工，文亦截然不全，而观其纸色，亦千年故/物也。吉光片羽，弃之可惜，携归装裱，悬诸座/右，以俟考古家鉴旃。
关中筱山氏题并识。
从跋文知，该文献是民国三年（1914）四月筱山氏（即张元涛）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获得的。张元涛，字筱珊，陕西泾阳人，进士出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一日出任敦煌知县，但不到一年时间即离任而去。从他上任至民国三年（1914）四月十三日他因公再到敦煌，其间恰好历时一百一十七甲子（7020天）。时间完全吻合。民国三年三月下旬，英国的斯坦因第三次到达敦煌，又用银500两，自王道士手中骗走写本570件，足足装了五大箱。待张元涛闻讯，“亟往观之”时，石室已空，仅在“故纸堆中搜罗一二”，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敦煌文物流失的情形。俄人奥登堡之到达敦煌，比张元涛又晚了半年，说明他获得的文献都不是他本人从藏经洞中直接取出来的，而是从民间或通过其它渠道搜集的。其中大多数是藏经洞的流散物。
跋文称，莫高窟藏经洞是“光绪庚子（1900）四月八日洞壁忽崩裂”后才发现的，进一步证实了藏经洞系1900年发现这一说法（另一种说法称藏经洞发现于1999年）。
题跋所用宣纸原印有梅花图案和泊舟图等，并印有“沅花笺纸桃花色”，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壬申花影寅生抚写”，“万室制”等朱色文字，当为宣纸制造厂或商家旧绘，与题跋内容无关，故不赘。
[1]文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475页。
[2]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95页。
[3]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3页、同氏《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
[4]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页。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载《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合刊，第73页）亦持是说，后予以更正，正确地将神泉观的所在改定在沙州城东北四十里，见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3页。
[5]陈国灿《唐五代敦煌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39页。
[6]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续）》，载《敦煌学辑刊》第2辑，1981年，第69页。收入同氏《河西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7]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诸驿考》甚至认为敦煌当时有三个神泉观，一在神沙乡阳沙里，二在平康乡修武里，三在清泉驿。见李并成、李春元《瓜沙史地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9]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第63页。
[10]王宗昱《三洞缘起》，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81~85页。
[12]参见前揭谭蝉雪《敦煌道经题记综述》，第20~22页。